《儿童虐待与依恋理论》1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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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 0 葛磊 发表于 2018-11-5 11:28:36
本帖最后由 葛磊 于 2018-11-5 11:44 编辑

Child maltreatment and attachment theory

Patricia M.Crittenden and Mary D.S.Ainsworth   1989


儿童虐待与依恋理论

Patricia M.Crittenden and Mary D.S.Ainsworth   1989



适应

第六,我们预期儿童的行为在直接(近期)意义上是适应的,可以帮助他们当前的生存。但是从长期(最终)意义来说,他们的行为是不适应的,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可能不利于基因生存。这种不适应一部分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防御模型意味着对信息的感知排除,以及对某些重要感知信息含义的扭曲。


虐待。两种模式的适应性应该被考虑:强迫性顺从和公开抗拒。在与父母的互动中,强迫性顺从的孩子抑制父母所厌恶的反应,代之以父母所喜欢的其他反应。这种策略有助于减少父母施暴的风险。它还很可能让孩子对他人的人际行为非常敏感;在许多生活情境中,这种技能或许被证明是适应的。此外,如果父母期望并奖励这种行为,顺从的策略可能会促进超预期成就和/或父母的养育。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孩子已经学会以不反映自身感觉的方式来行事。在最初造成压抑的情境中他所感受到的愤怒可能会与顺从联系起来,从而导致对成就的满意程度降低,并且将养育与愤怒和胁迫相关联。因此,应对虐待的强迫性顺从策略可能会包括:(1)过度的社交警觉(以及随之而来的系统性误解他人社会行为的风险),(2)在他人似乎带有威胁或非常强大的情境下表面顺从(具有从不对他人可能带有敌意这种误解进行检验的风险),以及(3)被压抑的愤怒(具有可能将某些情绪排除在感知之外的风险)。这种行为模式经常被贴上“工于心计”的标签,并可以描述一些受虐儿童和许多施虐父母的防御反应。它与强大和敌对的他人表征模型、只有顺从时才可爱的自我表征模型,以及焦虑和被压抑愤怒的强烈情绪色彩是相一致的。

公开表现愤怒和抗拒的受虐儿童则面临着不同的风险。他们更有可能继续经历来自父母的愤怒和虐待,但不太可能否认自己的感受。因此,他们的他人模型可能是消极的,而他们的自我模型则可能包含着对自己愤怒行为的辩护。因此,公开愤怒的受虐儿童可能不太可能以防御性的方式排除信息,或系统地曲解信息。然而,这种发展路径的代价是继续遭受虐待的风险,以及个体的行为可能充斥着愤怒,从而准确感知到来自他人的排斥,在极端情况下导致犯罪。儿童需要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保留开放(与防御相反)的模型(如果个体找到一个响应性更好的替代依恋对象,模型就可以被有意识地加以修正),以及面临愤怒主宰个体一切社会互动的风险。

与这个理论相关的数据很少,但尽管如此,相关数据仍是支持性的。据报告,曾经受到虐待、但并未虐待自己孩子的成人更多地谈论他们对于被虐的愤怒,并且有意识地决定不再跟随父母的模型(Hunter and Kilstrom, 1979)。此外,这些父母报告说他们拥有支持性的社会关系。其他未施虐但有受虐经历的父母则报告说,他们在童年时期有过一段重要的支持性关系。这样的关系不仅可以直接帮助孩子们度过困难的经历,而且还可以使他们的工作模型得到长期的改善,包括更为积极的自我和他人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满足感。这样的改变增加了个体在未来构建其他支持性关系的可能性。

有一些有限的证据表明,施虐家庭成员对体验的感知或解读与他人不同。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受虐儿童的体质或气质与其他孩子不同(Crittenden, 1985a; Egeland and Sroufe, 1981; Kotelchuck, 1982; Starr, 1982),但却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他们的母亲认为他们与众不同(Herrenkohl and Herrenkohl, 1981)。尽管我们原本认为施虐母亲对孩子抱有更高的期望,或者不恰当地将意图强加于他们,但证据表明并非如此 (Kravitz and Driscoll, 1983; Rosenberg and Reppucci, 1983)。然而,当向施虐母亲展示录像中儿童的行为时,她们的反应似乎更加消极,也会比其他母亲更加愤怒(Frodi and Lamb, 1980)。这表明问题并不在于一般的期望或归因,或关于儿童发展的信息不足;相反,问题似乎与感知以及相关情绪反应有关。

再来看看受虐儿童的情况,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对成人社会行为的感知能力更强(Cummings, Zahn-Waxler, and Radke-Yarrow, 1981),并且对自己或其他孩子行为的感知能力较弱(Camras, Grow, and Ribordy, 1983)。此外,这种敏感性可能与智商相关,智商方面并无缺陷的受虐儿童更加能够解读他人的情绪表达(Frodi and Smetana, 1984)。如果受虐待的儿童确实通过变得高度警觉(Martin and Beezely, 1977, 1980)、养育自己的父母(Cummings et al., 1981),并且否认自身的情绪反应来适应自己的处境,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这种兼具技能和不足的模式。关键问题在于,孩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准确地理解不同成人的行为(而不是假设所有的成人都与他们的施虐父母相似),并准确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情绪。有一些证据表明,在婴儿期孩子对他人行为的差异可以作出灵活的回应(Crittenden, 1985a),但至少一部分受虐待的学步期和学龄前儿童失去了这种弹性(George and Main, 1979)。


忽视。对于受忽视的儿童来说,我们需要考虑两种主要模式:极端的被动(抑郁)和无纪律的活跃。大多数受忽视的婴儿发现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回应,无法发展安全的依恋关系。然而,当他们可以四处活动时,他们自己就能够改变自身环境的性质。特别是他们开始探索,从他们环境的各个方面寻求刺激。这种探索既有适应性又存在危险。它提供了学习世界的机会,也包含了可能发生的意外;然而,因为没有人留意保护受忽视的年幼儿童,所以存在意外伤害的危险。此外,孩子对刺激的寻找可能是无组织的,这反映了他缺乏专注互动的体验。目前对多动症儿童的看法表明,他们并未受到过度刺激,与此相反,他们受到的刺激太少,因而无法集中注意力(Quay, 1985)。这一理论与一些受忽视儿童的非结构化行为无疑是吻合的。

除了维持生活的物质资源外,其他忽视孩子的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几乎乏善可陈。他们既不回应孩子的其他需求,也不鼓励孩子进入存在刺激的环境。因此,他们的孩子既不学习如何与父母互动,也不会独立地探索环境。他们的被动是抑郁的一种形式,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意识到自身具有获得个人效能的潜力。与其说这样的孩子是在应对他们的困境,不如说他们只是受害者。


严重程度以及虐待与忽视。已经呈现的证据表明,虐待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根据虐待的类型而有所不同。然而,以上表述在两方面存在失真。首先,它假定所有虐待的严重程度是相似的,或者严重程度并非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它假定虐待和忽视条件是相互排斥的。当然,这两种假设都不能反映现实的复杂性。为了简洁明了并突出这两个发展过程的不同性质,我们对理论的呈现存在着这些失真。与此相反,我们至少有必要对更加复杂的情况进行简单的处理。关于这两组儿童的数据是相关的:只受到轻微虐待的儿童和同时受到虐待与忽视的儿童。

受轻微虐待的孩子通常显现出一种兼具不足和适应的模式。正如所料,这种模式与受虐儿童相比不那么极端。他们表现出轻微的发育迟缓、婴儿期时与父母互动的普遍合作,以及轻度焦虑的依恋(Crittenden, 1981, 1985a, 1988a, b)。同样,他们的母亲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只表现出温和的干涉。这些孩子面临的主要困难似乎不是虐待本身,而是其不可预测性。而他们的母亲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时候敏感地响应,而在另一些方面和其他时候则是严厉和/或反应迟钝的。孩子们很难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母亲行为的改变,同时也无法发展出一致的、可以有效预测未来母亲行为的关于母亲和自身的内部模型。因此,泛化的焦虑和有时无纪律的活跃可能会导致这些孩子出现社交和学业问题。

相比之下,受到虐待与忽视的孩子所体验到的是普遍的无响应,并伴有突发的严苛。他们的探索以及对关注的强烈需求一般都会招致父母的惩罚。受虐儿童和受忽视儿童(分别)对父母行为作出强迫和无响应的预测,因此他们形成了父母和自身的一致模型。尽管提供给他们的情境是扭曲和不愉快的,但只经历一种类型虐待的儿童往往能学会处理可预测的扭曲性质。对于同时受虐待与忽视的孩子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他经历了两种类型的扭曲,并且进而发现,他自己的活动给自身带来了危险。可以预见,这样的孩子会使用的应对策略包括行为蛮横并且极端漠视他人、极端压抑和退缩、严重的身心疾病、普遍的角色颠倒(以此来转移造成威胁父母的愤怒),或上述现象的一些组合(Crittenden,1988 a,b,c)。



通篇阅读请查阅:儿童虐待与依恋理论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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